外國領事館，聳立於當地政府總部建築群中，實屬罕見。這正是香港二戰後的布局：美國領事館比鄰港督府，週邊香港政府決策機構林立，對望英軍軍營，俯瞰滙豐及中國銀行總行。領事館得以盤踞如斯要塞，美國在戰後香港的重要性該一目了然。
香港歷史研究的盲點
韓氏稱之為「跨商」的務實香港精英，在地緣政治急速變動的背景下，編織了一個鏈接起香港的社會生態系統，並熟練地遊走其中。在二戰後的英治香港，跨商憑著他們在美國的關係及其連帶的社會資本，於竹幕的邊緣大展拳腳。正如香港民政司黎敦義一九八三年在一次對美國商會的演講中所言：「憲法上，香港事務歸英國所管。在經濟範疇，美國則具更大影響力。」（見第五章）一群有進取心的跨商利用流動於冷戰前線香港的信息、資本和技術，擺脫了英帝國，加緊參與了跨太平洋循環，把重心轉移至美國帶動的國際體系。通過商業活動和教育事業，韓氏所描繪的跨商，促進中國通過香港聯繫上以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並在此過程中，鞏固了他們在香港的社會地位及獲取經濟利益。
「香港模式」與港美關係
建基於藏於世界各地的重要史料，《香港製造》闡述了這群精英在香港跨代積累的社會資本。這些顯赫家族早在戰前扎根於內地，並在美國大學通過社交活動擴闊了他們的國際脈絡，巧妙地部署了橫跨中外的關係。跨商通過高等教育建立的美國聯繫，在香港的戰後發展無比重要。韓氏並不單純地接受香港「國際化」的進程，反將香港的轉變定義為「一個偶然、無以為繼、相當不公的過程。」（見導論）高等教育確實可以帶來跨文化社會資本，並將之轉化為經濟資本。精英家庭多代的努力經營，效果尤為明顯。在香港，美國參與建立香港中文大學和其他高等教育機構，為香港的普羅大眾帶來向上流動的機會，可是跨國社會資本的培養似乎仍然是上流社會的特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