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馮光能，歪脖三觀

語詞關涉了記憶的傳承與公共記憶的形成，人與人通過語詞建立聯系，這一聯系能夠跨越時空。比如，我們可以通過《技術的追問》的語詞與海德格爾建立聯系，也與一切讀過《技術的追問》的人建立聯系。除了建立聯系，語詞還可以用來自由地言說，或是商量事情。圍坐在壁爐旁邊讀書曾經是一種美好的生活，同樣，大家一起商量事情，一起做事情，一起在做事情的時候建立聯系，也是一種古老的存在傳統。而在工業化帶出的全球化背景下，作爲美好生活的讀書和作爲存在傳統的商量事情，都逐漸處於遺忘的邊緣。無法自由地言說，無法商量事情，是工業化帶給文明的最大危機。

01  “剝削”敘事作爲意識形態

每種宏大敘事當中都蕴含了意識形態。所謂意識形態，按照阿多諾的說法，就是一種“必要的社會幻覺”，即大多數人認爲是正確的、其實是錯誤的、同時又是必要的一種社會意識。

在這裏，有三個方面需要注意：第一，意識形態不是普通的社會意識，而是必要的、同時會被大多數人認爲是正確的社會意識，但它確實是錯誤的。第二，我們對意識形態的討論和批判也總是在意識形態中進行，意識形態是無法擺脫的，我們能做的事情不是建立正確的意識形態，而僅僅是減少意識形態的錯誤，在這個意義上實現對社會的改良。第三，意識形態就像一張棋盤上的規則，我們作爲棋手，我們所下的每一手棋都會影響整個棋局的形勢，但不會撼動棋盤的規則，除非我們开始對規則進行反思和言說，探討規則的目的並不是掀翻棋盤，而是爲了讓遊戲更好玩。

意識形態是多種多樣的，沉澱在形形色色的宏大敘事當中，這是我們必須承擔的命運。現代很多年輕人反感宏大敘事，拒絕一切宏大敘事，但這種拒斥態度本身，也源於形如“一切宏大敘事都是欺騙”這樣的宏大敘事。

就我們目前所流行的宏大敘事當中，最需要得到反思的一類，乃是關於“剝削”的宏大敘事，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和馬克思的《資本論》。亞當·斯密基於對他所處時代的國際形勢的分析，發現了一個簡單的規律：越多的人有組織地從事生產性勞動，國家就會越富有，反之國家就越貧窮。原因在於，非生產性勞動者（牧師、醫師、文人、律師、演員、歌手、舞蹈家）的勞動，無論尊貴與否，都是隨生隨滅的，無法持存。比如，一張桌子生產了之後，哪怕時隔多年，也能與他人交換、貿易，而一場演說結束之後，沒有任何作品留下來。於是，亞當·斯密從持存性出發建立了新的價值體系，這種價值體系高揚生產性勞動的價值，強調了自由市場、私人企業和勞動分工對於勤勞致富、節儉致富的重要性，在這樣的語境當中，資本的規模反映了資本家的美德。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繼承了亞當·斯密對生產性勞動/非生產性勞動的區分，但卻驚訝地發現，勤勞未必能夠致富。原因在於，資本家支付的工資往往低於勞動者實際應得的回報，資本的增殖依賴的是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剝削。於是，資本的規模反映的不再是資本家的美德，而是資本家的原罪。

關於“剝削”的宏大敘事作爲一種意識形態，其危險之處在於它以“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對立存在作爲觀念前提。它越是讓人感覺符合現實，這種觀念前提就越是牢固，使得諸多可能的關系無法得到揭示。最終，它在揭示不公平的現實的同時也讓現實變得更加悲慘。

我們不能用小農思維來理解全球化格局下的經濟問題。在過去的農村，地主是典型的食利階層，似乎打土豪、分田地就能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但事實上並不會。第一，小農思維是保守的，不能帶來制度層面的革新。舊地主被打倒了，如果分配制度沒變，新的地主仍然會上台。第二，小農思維與日新月異的技術環境是脫節的。在過去，地主是看得見的，在今天，資本的流動變得無比隱蔽，被動接受分配的普通人根本無所察覺。不過即便如此，批判精神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只不過，我們批判的不再是具體的人，而是一些落後的觀念，讓持有這些觀念的人產生警醒、自覺和反思。

我們要批評的是落後的觀念。任何人都生活在歷史中，都有自己的歷史性，這些歷史性首先體現爲觀念的沉澱，因爲人的行爲受自己的觀念支配。每個人意向世界的深處都沉澱了大量觀念，這些觀念有些是善的，能夠激勵人彰顯自己的神性，比如“讓身邊的人感到舒服”、“尊重他人”、“懸擱自己的先見”、“鍛煉身體有益身心”、“做事情要一點一點做好”、“關心身邊人的訴求”、“積極與身邊的人建立連接”、“需要愛護環境、珍惜能源”、“關注細節”、“在生活世界中尋求意義”；有些是惡的，會讓人彰顯出自己的魔性，比如“這個世界的規律就是少數人剝削大部分人”、“只有靠剝削他人才能獲得更多的遊戲籌碼”、“這個社會就是一個剝削的社會，不剝削別人就只有被別人剝削”、“現實就是這么殘酷，談論理想是沒有意義的”；有些觀念無關善惡，屬於私人領域。

我們時代早已產能過剩了，大家原本都有可能積極探索生活的可能性，讓生活變得更加有趣，讓底層的生活也充滿尊嚴，但就是由於這些惡的觀念的存在，使得對新秩序的探討變得無比困難。而對於公共事務的討論至關重要的常識性觀念，反而被這些惡的觀念遮蔽了，幾乎無法在談論事情的時候被提出，比如“這個世界可以是人與人相互關愛、相互理解、相互啓發的”、“時代的趨勢依賴每個人的選擇”、“解放思想本身就是最崇高的事業”、“掙錢不是最終的目的，我們追尋的是更美好的生活世界”、“在工業文明的框架下，許多公益項目根本就不可能掙錢”、“好的社會應該每個人都能過得幸福”……甚至，個別人由於憑借惡的觀念喫到了時代紅利，反而覺得這些常識性觀念都是瞎扯。

可是，批判是無比困難的。原因在於，人們往往愿意展示出自己的神性，把關於善的觀念言說出來，對於一些惡的觀念避而不談，內心深處卻又十分信奉，甚至聽到對這些觀念的批判也無動於衷，僅僅想着自己不表現出來就可以了，結果使得自己的思想也被這些惡的觀念束縛，無法再看到一個更加廣闊的世界。技術時代在加速發展，遊戲規則需要不斷變化，才能適應新的環境，讓每個人都逐漸過上更好的生活。由於共在是人類存在的基本方式，所以盡可能地幫助身邊的人，尤其是幫助他們解放思想，才是讓我們也過得幸福的前提。在古羅馬，奴隸主整天讓奴隸陪着自己玩，最後思想與趣味都被奴隸同化。而在英國皇家學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大家積極競爭、相互啓發，最終成就了一大批不朽的科學家。

由於批判的困難性，惡的觀念有時候會讓人感到根深蒂固，使得公共生活徹底消解。持有惡的觀念的人也由於對自己的觀念缺少反思，無法真誠地談論公共事務，反而會不斷阻礙關於公共事務的討論，自己甚至還覺得在做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這就會顯得十分荒謬。與此同時，這些惡的觀念在狹隘的語境中會顯得不證自明，反而傳播速度非常快，結果就導致社會成了一個勾心鬥角的修羅場。甚至，一些地方政府職員如果讀書少，視野不夠开闊，也可能被這種觀念裹挾，無法看見真正的治理之道，不僅無法推動地方的發展，反而讓地方秩序日趨惡化。

在新的全球格局下，“剝削”敘事的危害在於，它开啓的是一場逃避能指的“躲避球”遊戲，讓人更加努力遮掩而不是反思那些惡的觀念。毫無疑問，底層的生活慘狀是有目共睹的，如果底層生活品質得到提高，那么中產階級就不用擔心階層跌落的問題，社會的內卷就能得到改善，大家就有更多的精力和時間來探索人生的意義。作爲被剝削者，底層向社會發出訴求顯然是合理的，但底層並不能得到實質性的回應，底層能夠聽到的只有各種各樣的故事。而無論是“剝削者”、“資本家”、“企業家”還是“政治家”，指向的其實都是一個抽象的共同體，而不是具體的、能夠承擔責任的人。

事實上，在現代工業文明中，可能每個人在各自的領域當中都或多或少扮演了“食利階層”的角色，形成的其實是層層食利、相互防備的格局。

長遠來看，無論是食利階層還是社會底層，都注定被歷史遺忘，一死皆空。

02 沒有公共生活的時代

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剝削”的語境在觀念中預設了“食利階層”的存在。

在實際情況中，按照亞當·斯密對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的區分，其實只要不從事生產性勞動的人，都已經或多或少成爲了食利階層，只不過有人食利多，有人食利少。食利階層與底層不僅不對立，而且可能有高度的重合。比如一個包工頭，他可能既作爲社會底層，又作爲吞噬手下員工利潤的食利階層，同時他還作爲被上級食利的對象。

如果食利階層已經在底層的觀念中存在，而且關於“剝削”的敘事成爲了底層所接受的核心敘事，於是，被剝削者思考的問題並非革新制度，或者接受更復雜的現實，而是努力讓自己成爲“食利階層”的一員，從而不斷增大自己的自由。而每個社會階層能夠容納的人數都是有限的，如果僧多粥少，又沒人做蛋糕，那么內卷式的惡性競爭就無從避免。與此同時，人類文明的發展是某種共同意向着的可能世界現實化的過程，如果只有極少數人思考更美好的可能世界，大多數人在觀念中無法擺脫剝削敘事，那么無論多么美好的可能世界，都難以凝聚成爲大家的共識，現實就會持續保持“剝削者—被剝削者”的結構，這樣的結構伴隨了大量的內鬥、內耗、空轉、空耗，反而導致每個人都處於不幸當中。

在現代社會當中，人的境遇愈發顯得荒謬起來，因爲伴隨工業革命的持續發展，社會的物質產能早已過剩，對於整個人類文明來說，解決必要性領域的事務變得前所未有的容易，但人類文明的內耗和空轉卻同樣變得前所未有的突出，帶來的結果竟然是食利階層也和勞動者一樣悽慘：勞動者在系統當中苦苦掙扎，在工作完了之後瘋狂尋求刺激，比如刷短視頻解壓；鹹魚翻身的食利階層獲得所謂的“自由”之後，也往往不會自動成爲言說者和行動者，他們並不會主動關心公共事務，所做的事情無非是嫺熟地從事躲避球遊戲，或者是不再相信愛情，或者仍然保持勤儉的生活，同時本着爲後代好的思路，兢兢業業地教導後代，引導他們掌握他們所認爲的關於食利階層的遊戲規則與策略。

表面看來，每個人都在努力爲了更美好的生活而“奮鬥”，但奮鬥的方式卻是勾心鬥角、逢場作戲、相互內耗、彼此算計、層層盤剝，導致的結果反而是每個人都被自己的思想所限制，看不到新的可能性，難以本真地追尋人生理想，處在自我思想的囚籠當中，這是一種根本性的困境。而且，剝削的技藝（比如講鬼故事、胡蘿卜加大棒、用債務作爲驅動力……）是能夠不斷循環的，一個人越是操持相關的技藝，就越是熟練，也就越是產生依賴，甚至逐漸爲自己的技藝精湛感到驕傲和愉悅，認爲自己“管理有方”，與此同時，被剝削者的成長就是學習相關技藝的過程，這些微觀的技藝傳導機制就像毛細血管一樣分布在社會的方方面面，慢慢地讓這個社會上的大多數人都既是剝削者又是被剝削者。

可悲的地方在於，對自我的限制也伴隨了對他人的限制，我對他人作出的限制的同時他人也對我作出限制，如果思想沒有得到解放，那么整個社會就會出現過度的相互鉗制。

有錢之後的食利階層似乎什么都能买到，但人類文明的公共領域已經幾乎坍塌，技術環境則是日益體系化，工業文明正在按照不斷加速而又不可持續的方式發展，現代的富翁能夠成爲八卦的頭條，但卻幾乎不可能享受公共生活，幾乎不可能享受暢談公共事務的快樂，幾乎不可能扭轉時代，像彌賽亞一般去完成救世行動。榮耀與不朽已然成爲遙遠的過去。

反過來，一些勇於發聲、試圖討論公共事務、試圖讓社會變好的知識分子，可能兜裏沒幾個錢，還會被扣上形如“公知”、“臭老九”、“你關心什么國家大事”之類的帽子。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知識分子如果沒挨過罵、沒受過氣，那么他肯定不是合格的知識分子。

可以發現，在關於“剝削”的宏大敘事中，食利階層一邊講鬼故事，一邊忙着玩躲避球遊戲，知識分子不斷挨罵，被剝削的底層拼命掙扎，卻僅僅只是爲了提高階層地位，成爲食利階層的一員。這一宏大敘事帶來的是一種惡性循環，這種惡性循環導致了，即便我們產能已經過剩，社會上卻無人幸福，底層仍然飽受摧殘、缺少尊嚴，食利階層只敢偷偷享樂，無法贏得榮耀，渴求名聲的知識分子不斷挨罵，即便持續付出大量心血，但就像精衛填海一般沒有盡頭，因爲一切關於可能世界的敘事，都被看作與現實無關的故事，而非有待現實化的故事。比如，在商議公共事務的時候，大家的共識往往不是建立在理性探討上，而是建立在“我們都是‘規則制定者’”的基礎上，從而才能獲得信任感和安全感，反過來，不管你愿景描述得多么具體、多么切實可行、多么美好，一旦沒有給出能夠掙錢的流動性機制，很多時候就都是白談。因爲“美好”已經變得和“錢多”等價了。

“剝削”敘事不僅有非常強的排他性，而且摧毀着人與人之間基本的信任，每個人在對話過程中都要擔心，不知道對方是不是在騙自己。一個社會底層一旦接受了“剝削”敘事，他眼中的富人乃至知識分子全都會成爲潛在的剝削者，他可能莫名其妙地就會對身邊生活過得好的人產生攻擊性，這也讓他難以再接受別的敘事，難以看見新的可能性。原因在於，相比於那份刺痛心靈和肉身的沉重記憶，那種可望不可即的美好生活所綻出的光芒顯得有些過於刺眼。

毫無疑問，關於“剝削”的記憶早已沉澱在許多現代人的骨髓當中，這份痛苦的記憶如同跗骨之蛆一般，讓每個人都不愿提及又無法忘記，所以關於“剝削”的宏大敘事都作爲意識形態在無意識的維度中支配了大多數現代人的行爲，這反而使得現代人難以在產能過剩的時代協商公共事務，積極對話，开啓新的秩序。在這個意義上，开啓新的文明，迎接新的秩序，需要的是每一個現代人的努力，把歷史酝釀成酒，在懸崖栽種鮮花。

這種努力首先是思想上的努力，是言說層面的努力，需要我們直面沉澱在意向生活中的無主之債與債務動力學結構，積極擁抱現代技術條件提供的存在可能性，然後學會接納，也學會遺忘。

03 言說與創世

在海德格爾看來，語言是存在的家。赫拉利會認爲，人是會講故事的動物，通過故事成立想象的共同體。這其實說的是一回事，就是言說活動向來就是創世活動。我們通過言說創造可能世界，人類諸多文明通往未來的歷程乃是各自公共的可能世界得到現實化的歷程。

作爲創世活動，言說的意向並沒有真假的區分，而是空虛與充實的差異。一個人說，我要讀100本書，他如果沒讀，這句話並不是假的，而是空虛的，因爲他仍然可能在未來去充實這句話。即便他說的是，我一年之內要讀100本書，然後他一年之後沒有完成這件事，甚至一本書也沒讀，那么他說的仍然不是假話，而是空話，是沒有充實的話，而這句話也喪失了得到充實的可能性。這也就是說，他雖然沒有做讀書這件事，但他曾經所表達的“我一年之內要讀100本書”這個意向仍然是真實的，那種決心仍然是真實的，這個意向可能會激勵他身邊的人讀書。一年之後，他身邊的人發現這個人沒有讀書，於是感到這人不守承諾，不再信任他，但他們曾經也已經受到這個人的激勵而讀書了。如果這個人一开始的意向就是激發身邊的人的讀書的渴望，並且做好了被人不信任的准備，那么他仍然是一個真人。

故事的實際性就體現在故事恆常作爲有待充實的可能世界向所有人敞开。比如馬克思所描述的共產主義（其實，“共產主義”這個翻譯是有問題的，communism應該翻譯爲“公共主義”，即把公共生活作爲核心關切。而“共產”其實預設了某種形如“生產爲本”或“生產至上”的觀念，而在產能過剩的時代，其實大家不再需要共同生產，生產只是諸多公共事務中的一類事務。）社會，每個人在產能過剩的時候，都能基於一種自己對整個世界的認識而出發，追尋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樣的理想也既不真也不假，它僅僅是還不夠充實，所以尚未實現，我們可以不斷通過言說和行動去充實這個理想，在這個過程中彰顯自身的卓越。

而在“剝削”敘事當中，我們發現的是事件的結構先於我們對符合性的判斷，並主導了我們的行爲選擇，但事件的結構卻往往不被人察覺。很多人會認爲“剝削”敘事是符合現實的，這種信念會讓他們陷入到這個事件的結構當中，在這個結構中，他們所能選擇的角色要么是被剝削者，要么是剝削者，永遠無法超拔出來。同時，這種敘事又是如此切合了現代人的實際經驗，如此容易讓人相信，以至於成爲了一種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進而，大多數現代人行爲選擇也受到這個意識形態支配，最終不斷強化這個意識形態，導致了社會革新變得越來越困難。因爲相比系統地反思整個時代，不管是玩躲避球遊戲，還是努力往上爬一個台階，初看起來顯然要輕松許多，要踏實許多。但如果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躲避球遊戲或是內卷當中，不再協商公共事務之後，整個文明的危機不斷積累，最終的結果是沒有人能夠過上輕松的生活。

於是，我們發現了語詞的量子效應：作爲創世活動，言說可能开啓一個更好的世界，也可能強化舊世界的缺陷。

爲了凸顯這一效應的重要性，我們不妨借鑑“薛定諤的貓”，創造“薛定諤的語詞”這樣一個概念。在裝有鐳和氰化物的盒子中，貓的狀態是存活與死亡這兩種可能性的疊加，是死是活只有打开盒子才知道。同樣，在任何一個我們試圖講出的故事中，這個可能世界將引導現實世界變好還是變壞，也是難以預測的。

當然，故事中疊加的可能性要更爲豐富，因爲每個聽故事的人都會從自己的立場和境遇出發對故事作出回應，好的故事總是會源源不斷地延續开去。這也就意味着，對於我們這些愛講故事的言說者，我們需要保持謙卑，學會承擔言說活動的責任，學會對故事的結構進行持續而深入的反思。如果故事講得好，我們就化身爲照亮世間的神，如果講得不好，我們就化身爲蠱惑人心的魔——是神是魔，也只有講出故事之後才能知道，這也就是我們作爲言說者的神魔二象性。

04 花與刺刀

最近當數字遊民，經常發起讀書會，慢慢認識了許多新朋友，大家都很喜歡聊天。和小郭聊天的時候，小郭給我分享了他很喜歡的一幅藝術作品——《花與刺刀》，也叫《華盛頓鮮花女孩》，畫面記錄的是1967年10月21日這天，17歲的美國女孩簡·羅斯在華盛頓反战遊行中用鮮花對抗槍炮刺刀的歷史性時刻。非常簡單的一幅畫面，卻帶給了我強烈的、難以忘懷的震撼。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在我們這個信息資訊發達的時代，大家早就意識到了，战爭往往是轉移社會矛盾的一種途徑，而在現代文明當中，發動战爭的成本和不確定性都大幅增加。與此同時，面對貧富差距的分化，以及諸多形如金融泡沫、社會結構僵化、民粹主義等問題，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非常沉重。當我們痛斥凱恩斯主義，痛斥上市公司卷錢跑路時，我們又感到迷茫，感到無家可歸。明明工業文明的產能已經過剩，社會當中仍然充斥着林林總總的對立，人與人之間相互戒備，相互設防，無力協商公共事務。

按照芒福德的觀點，對話乃城市生活的最高形式。原因在於，我們首先活在一個個由對話帶出來的可能世界當中，並在每個可能世界當中扮演一個屬於自己的角色，比如一聲“非禮呀”，就帶出了一個關於美女和色狼的故事。所謂“現實身份”，其實就是我們在一個與技術環境耦合得最爲緊密的世界中的身份，這一身份是最低的，因爲它無法進一步現實化了。反過來，一些“理想身份”，如吟遊詩人、薩滿、上帝、佛祖、菩薩、仙人、真人、愛人，會更加崇高，因爲它們帶出了全新的可能世界，能夠照亮我們的“現實”。

所謂協商公共事務，其實就是從眼前所寓居的條件出發，去自由地言說各種可能的世界。可是，在壓抑的社會氛圍當中，有了闲暇的人並不會自動承擔思考可能世界這一重任，不會在對話過程中積極協商公共事務，因爲不知從何說起，反而讓原本壓抑的心情更加壓抑。

即便如此，如果我們仍然希望過上更美好的生活，就還是需要珍惜每一次對話的機會，在對話的過程中，努力地把自己最好的領悟言說出來，把那些融入了自己生命的領悟說出來，把“鮮花”贈予給每一個聽衆。反過來，如果我們仍然被“剝削”敘事支配，試圖去回答一些注定不可能有答案的問題，就只能陷入恆久的迷茫，因爲开啓未來意味着可能世界的現實化，所以愈是“符合現實”的故事，愈是不可能开啓未來。

每個人都活在歷史當中，每個人都不可能擺脫自己的歷史性來言說，而“剝削”敘事早已沉澱在我們的意識深處。很可能，我們自以爲在非常真誠地言說，但在無意識中，我們的言說活動仍然在鞏固陳腐的秩序。比如，生活在工業文明中的我們，很喜歡關注可操作性、關注效率、關注可測量性、關注可評價性、關注對話的結論……這些其實屬於哈貝馬斯所說的工具理性。同時，又因爲工具理性與工業時代的工作邏輯最合拍，所以我們常常會沉浸在工具理性當中，而遺忘了交往理性。在對話的過程中，即便我們對合作、協商、包容等基本原則產生了重視，最終協商的方案，仍然是按照工具理性的方式給出。如果我們沒有意識到，我們所說的每一句話其實都蕴含了非常深厚的意向性，那么我們就很可能會低估解放思想的難度，高估自己言說內容的品質。

我之所以喜歡發起讀書會，其實也是因爲，我認爲書本是最美的鮮花，文本的意向性是最爲澄明的，也是目前爲止最有可能刺破“剝削”敘事的思想資源所在。每一本書當中都凝聚了作者的心血，特別是學術類的書籍，比如“牛津通識讀本”、“三聯新知文庫”、“汗青堂系列”、“甲骨文系列”、“名家通識十五講”、“科學元典叢書”、“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

毫無疑問，對於大多數讀者來說，這些書籍都顯得比較專業，不夠有趣，甚至有些艱深。可是，就解放思想而言，就健全理性而言，就充實我們的意向性而言，閱讀這些書本是最爲直接也最爲有效的。反過來，如果我們缺乏勇氣去閱讀這些書本，我們就很難從沉重的歷史中超拔出來，作者們的心血也被晾曬和辜負。

05 將成就上鏈

在之前，浩哥提出了“將承諾上鏈”的想法，試圖借助區塊鏈去中心化和不可篡改的特徵，創造出一種信任機制，並試圖以這種機制喚醒長期主義。這個點子帶給了我很大的啓發，我在想，或許，“將成就上鏈”能夠激發大家閱讀學術書籍的熱情。

顯然，閱讀學術書籍，沉浸其中，理解作者的思想，在公共領域中表達自己的領悟，源源不斷地創造美言嘉行，這件事情本身就是充滿榮耀的，充分展現了個人的智慧與魅力。

而對於每一個不習慣閱讀學術書籍的人來說，學習閱讀本身，就是一場有趣的旅途，在這個過程中，每個人都會經歷許許多多的“第一次”：第一次重構一段話的論證結構，第一次懸擱自己的先見，第一次仔細閱讀腳注和尾注，第一次掌握段落與文章主題的關系，第一次進入一個作者的思想世界，第一次感受到存在的領域，第一次與一個遙遠的、甚至可能已經死亡的作者進行深度對話，第一次和身邊的朋友辯論，第一次以復雜性的視域探討公共事務，第一次領會到立言與不朽的關系，第一次產生想要留下一本書的衝動，第一次對某些問題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第一次感受到思想的自由，第一次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發展前人的思想……

如果我們認真閱讀一些寫得比較好的學術書籍，就有可能和作者產生思想的共鳴，在思想上找到一種歸屬感、家園感，接納一種全新的看待世界的視域。共讀一本書的經歷本身也是美好的，能夠讓共讀的人建立思想層面的對話和交流，形成深度的共識。當然，我們不應該抱着形如“尋求共識”爲目的來交流，因爲一起讀書這件事情本身，其實就足以作爲生活的目的。大家在一起，從可靠的文本出發，打开話題，然後自由地交流思想，充分彰顯自我的獨特性，把差異性充分地彰顯出來，在對差異性進行討論的過程中領悟到更深層次的統一性，這本身就是一種美好的生活。

除此之外，對讀書會過程中發生的許多事情進行復盤、討論和記錄，那么我們就有可能提煉出一些高光時刻，這些高光時刻可以通過文字記錄下來，也可以通過上鏈的方式，成爲社區發展歷程中不可篡改的公共記憶。這樣，就把线下的社區發展與线上的數字城邦建立了關聯。

這種不可篡改性本身，是具有神聖感的，因爲這意味着聲名的不朽，除非整個社區被遺忘。而只要社區仍然吸引着新人，只要社區仍然有人維護，前人做出的卓越事跡，就能持續地照亮後人，讓後人效仿和追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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