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Packy McCormick；來源：Not Boring；編譯：Lynn，MarsBit

硅谷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爲它他媽的遠離華盛頓特區。

——比爾-格利

上周，Benchmark 合夥人比爾-格利（Bill Gurley）在 All-In 峰會上發表了關於監管俘虜的演講（https://youtu.be/F9cO3-MLHOM）。

最後，他以一句“硅谷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爲它他媽的遠離華盛頓特區”作爲結束語。

這句話很棒，它讓全場沸騰。監管俘虜太爛了。

我是在跑步時聽的，他說這句話時，我做了一個非常小的、不顯眼的握拳動作。

但當內啡肽消失後，我回想起來，這似乎更像是一個章節的結束。

硅谷之所以如此成功，可能是因爲它離華盛頓特區太遠了。硅谷一直是被低估的弱者，而當你是被低估的弱者時，你可以利用這種地位取得出人意料的勝利。

但當你是最受歡迎的一方，當你被寄予厚望，當對手設計策略阻止你獲勝時，遊戲規則就變了。你不能再僅僅在遠離華盛頓特區的地方出奇制勝了。你需要接受自己已成爲衆矢之的的事實，並竭盡全力通過直接競爭贏得勝利。

這就是今天的硅谷。硅谷正在向能源、金融、醫療保健、國防、電信、教育、制造、汽車和白領工作等價值數萬億美元的行業發起衝擊，並處處與精明的現任者爲敵。

我們有機會生活在一個奇跡時代。廉價的能源。豐富的智慧。超音速交通。分布式機遇。讓數十億人活得更健康長壽。不過，要實現這一機遇，硅谷需要做大量雜亂無章、赤手空拳的工作。

如果硅谷真的想讓世界變得更美好，它就必須認識到，它不能再回避華盛頓特區了。它有責任在自己的地盤上與監管俘虜作鬥爭，並取得勝利。

這是一個艱難的轉變。讓我給你講一個我的失敗經歷。

胖仔快跑 

在初中的大部分時間裏，我都是個胖小子。之所以說“大部分”，是因爲我偶爾會去減肥，或者在籃球訓練營期間不喫一個星期的午餐，或者爲我們聯盟每年舉辦的一次越野賽進行訓練。八年級時，我變得又瘦又快，還贏了比賽。

所以在新高中一年級越野訓練營的第一天，當麥卡平教練告訴返校的選手說有個新來的孩子可能會跑得很快時，帕奇-麥考密克，一個在初中比我早一年的家夥說："帕奇？他很胖。”

我在不胖的狀態下參加了訓練營。第一次在哈弗福德學院的小徑上跑步，我就和校隊的選手們跑在了一起。我跑了一整年的校隊，是唯一入選的新生。我獲得了全主线第二隊的好成績。在接下來的幾年裏，我跑得更快了。大二那年，我進入了主线一隊，並在聯賽中獲得第六名。我擊敗了大三學生和大四學生。大三那年，我經常是隊裏跑得最快的。我在賓夕法尼亞州獨立學校錦標賽中獲得第三名，連我自己都感到驚訝，然後在春季贏得了聯賽 3200 米冠軍。對於一個胖小子來說，這還算不錯！

高三那年，我擔任隊長，感覺很好。我將贏得一切。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我清楚地記得，在一次特別令人失望的比賽後，我踢了費爾蒙特公園的擊球籠，在那次比賽中，我輸給了隊裏的一個後輩。我在州際賽上表現不錯，但我沒贏，也沒得第三名，我想我只獲得了第七名。

競爭對手學校的 geocities 網站上的這部分內容很好地總結了那一年的情況： 

隨後進行的是 3200 米長跑，由越野賽的前四名選手參加。來自Episcopal的Packy McCormick是Inter-Ac的衛冕冠軍，在他的高中生涯中從未輸給過Malvern的選手。越野賽衛冕冠軍、初三學生布萊恩-達菲（Brian Duffy）以 4:55 的成績輕松跑完了第一個 1600 米，然後在第 6 圈超越了 Packy，並從那時起一舉奪魁，1600 米成績爲 4:53，跑出了 9:48 的好成績，與 Inter-Ac 錦標賽 9:42 的紀錄僅相差 6 秒。

我的記憶力不是很好，但那場比賽仍然記憶猶新。那是一個炎熱的五月天。我在賽季初跑出了9分42秒的成績——那是在一次邀請賽上，對手是速度更快的孩子，當時我並不指望能贏，壓力也不大——如果再跑一次，我就能創造聯盟記錄了。不過，發令槍一響，我就知道今天不會是創紀錄的一天，我必須拼盡全力才能再次奪冠。

馬爾文知道我的強項是耐力——我可以早早取得領先並保持下去——而我的弱項是最高速度——我沒有踢腿——於是他們設計了一套策略來擊敗我。他們有三名實力強勁的選手。其中兩人將我圍住，撞我，拖慢我的速度，這樣第三個人就能在最後 800 米時踢我一腳。如果我試圖突破，兩人中的一人就會在我前面衝刺，然後放慢速度，擾亂我的節奏。這一招果然奏效。高三學生達菲獲得了冠軍，而我在高中生涯的最後一場比賽中獲得了亞軍。這是毀滅性的。

我在那個賽季學到了痛苦的一課：成爲後起之秀要比成爲衆矢之的的領跑者容易得多。

幸運的是，賭注不大。我跑得比另一個孩子快兩英裏，對世界來說並不重要。硅谷的賭注更大。它需要贏。

首先，它需要知道自己的對手是誰。我認爲古利是對的：這是監管的俘虜。

監管俘虜 

回到 Gurley 的演講和監管俘虜。

監管俘虜是指監管機構爲公衆利益而設立，但卻爲在職者的利益服務。古利舉了一些生動的例子，比如 COVID 檢測。

德國批准了 96 家不同的抗原快速檢測供應商；而在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只批准了三家。在德國，檢測費用不到 1 美元；而在美國，則需要 12 美元。不出所料，FDA 負責批准抗原檢測供應商的 Timothy Stenzel 曾爲三家獲批公司中的兩家工作過。

這讓你惱火嗎？會！

會讓你生氣嗎？當然！

會不會讓你氣到打電話給你的代表、換掉你的選票、到華盛頓抗議，或者組織一個遊說團體，年復一年地拿出數百萬美元的競選捐款，讓這種事情永遠不再發生？呃......呃......不。

這就是監管俘虜的挑战所在。

在演講中，古利引用了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的研究成果，他於 1971 年在《經濟監管理論》中創造了“監管俘虜”一詞。斯蒂格勒的合作者薩姆-佩爾茲曼（Sam Peltzman）在 1989 年的一篇後續文章中寫道，《經濟監管理論》的主要結論是：

在規模懸殊的群體之間的任何類似政治較量中，組織緊密的利益集團通常會以犧牲分散群體的利益爲代價獲勝。

古利要求聽衆跟着他重復“監管是執政者的朋友”。請大家跟着我重復這一句。如果你在辦公桌前，可以小聲說，或打出來，或發推特。好，我數到三——一、二、三。

“組織緊密的利益集團通常會以犧牲分散的群體爲代價取勝”。

這一句話比其他任何一句話都更能說明美國進步的瓶頸。這意味着，少數大聲喧譁、憤怒、組織嚴密的人可能會讓其他人的處境變得更糟。我們對很多事情都只關心一點點，這讓那些只關心一件事的人佔據了優勢。

這個問題困擾我很久了。我在《如何在12天內修復一個國家》一書中寫到過這個問題。八月份伊利諾伊州宣布繼續暫停新建核電站後，我在推特上也提到了這一點： 

當你處於劣勢時，你可以避开被佔領的地區，或者將失敗歸咎於監管部門的抓捕。你可以遠離華盛頓特區。

但在某些時候，你需要爲勝利而战。

將鬥爭推向華盛頓

硅谷逐漸認識到，我們正處於這個轉折點，盡管他們沒有直接說出來。僅在上周，除了古利的演講之外，我所在的社區討論最多的內容有四篇：

• 埃裏克-沃希斯的《無權限》

• 歐盟降低人工智能帶來的滅絕風險

• 巴拉吉在《禪宗時刻》上發表的《科技部落》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 沃爾特-艾薩克森的《埃隆-馬斯克》

一篇關於完全規避監管機構的演講，一篇關於讓歐洲人監管人工智能有多危險的故事，一篇關於科技部落如何奪回城市的播客（分兩部分），還有一本關於一個人如何突破多個行業桎梏的書。

我的“蜘蛛俠”意識正在蠢蠢欲動。這個話題在互聯網上隨處可見。

在這些討論中，政府本身經常被描繪成敵人，但我認爲這是一種錯位和徒勞的鬥爭。華盛頓是一種算法，有規則可循，盡管有時並不透明。如果硅谷想創造奇跡時代，它就必須學會這些規則，並在球場上贏得比賽。

我並不妄想知道硅谷如何在自己的遊戲中擊敗現任者。我在這裏已經是孤陋寡聞了。但我知道，無論具體情況如何，有幾件事很重要。

資源充足、組織嚴密很重要。

特雷-斯蒂芬斯（Trae Stephens）和馬基-瓦格納（Markie Wagner）在我最喜歡的一篇文章《選擇好的任務》（Choose Good Quests）中寫道，對於那些在職業生涯早期創建了較爲輕松的公司並積累了豐富經驗、資源和人脈的創始人來說，在第二步工作中利用他們的經驗、資源和人脈來解決真正困難的、對文明具有重要意義的問題，是他們的道德責任。他們稱之爲 "好任務"。

世界上充斥着需要大量等級英雄才能完成的好任務：半導體制造、復雜的工業自動化、自然資源發現、下一代能源生產、低成本和低勞動力建築、新型交通方式、通用人工智能、繪制和連接大腦、延長人類壽命。這些決定未來的問題很難招募到人才，很難籌集到資金，也幾乎不可能在短期內建立企業，這就是爲什么我們需要資源最充足的企業來解決這些問題。

硅谷在元層面上也經歷了同樣的弧线，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積累了經驗、資源和人脈，現在必須將這些投入到“好任務”中去。

這在公司層面已經开始了——我可以說出多家公司正在應對引文中列出的每項挑战——但爲了讓它們獲得最大的成功幾率和最大的影響力，硅谷必須在監管方面爲它們提供空中掩護。

硅谷資源豐富，但需要更好的組織。目前，硅谷面臨着斯蒂格勒在 1971 年寫到的支持分散的挑战。“科技”是一個松散的集合，由使用技術來改進某些事情的人和公司組成。他們採取不同的方法，攻擊不同的行業。

雖然科技界將蘋果、亞馬遜、谷歌、Meta、Nvidia 等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公司稱爲自己的公司，但每家公司在面對一個成熟行業時，都可能面臨資源更充足、組織更完善的現有企業。

加密初創企業面臨的是金融服務業所掌控的監管機構，伊麗莎白-沃倫的反加密大軍就是一個明證。核裂變初創企業面臨着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及其支持的環保主義者所控制的監管機構，核聚變也可能面臨同樣的問題。演講結束後，當 All-In 的主持人問他關於核聚變的問題時，古利似乎並不樂觀。

硅谷現在擁有資源，它需要建立自己的監管機構，首先要明確自己的立場，並將人們團結在自己的使命周圍。對於創業者來說，這和任何一項技術創新一樣，都是一個很好的探索方向。

我認爲電子會計運動的方向是正確的。雖然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但我也意識到需要劃清战线，而“加速”與“減速”或“增長”與“退步”的概念則是一個清晰的概念。這是我所見過的科技領域中最有力的謝林觀點。

但它也過於生澀，難以成爲主流。熱力學、AGI 和卡什德夫天平能凝聚內部群體，但要獲得必要的大衆支持，信息就必須成爲主流。

熱情的大衆支持很重要。

硅谷既需要與人們分享它所能創造的世界的樂觀愿景（硅谷在這方面做得還可以，但並不出色），也需要讓人們意識到，當現任者出於自身利益阻撓進步時，他們所面臨的利害關系。

希望與憤怒。

在憤怒方面，人們需要清楚地認識到，從定義上講，監管俘獲是反消費者的。一旦出現這種情況，一小部分人就會以犧牲更多人的利益爲代價來獲取利益。

古利分享的有關監管俘獲的故事就證明了這一點。

更昂貴的 COVID 測試意味着三家公司以數億人支付更多費用爲代價而獲益。康卡斯特封鎖全市範圍的 WiFi 意味着康卡斯特以 150 萬費城人的利益爲代價。Epic公司讓醫療服務提供商使用更糟糕的軟件，這意味着Epic公司以數百萬人的利益爲代價，讓他們更難應對本已復雜的醫療系統。所有這三個例子都與幫助美國走向偉大的競爭形成了鮮明對比。

這些故事應該讓人們感到憤怒，而且它們還不是最糟糕的。

早在今年6月，我就對使用更危險的能源而非核能所造成的死亡人數進行了快速而骯髒的分析，在過去30年中，死亡人數約爲5900萬。

這應該讓人們感到憤怒，但這個故事並不像切爾諾貝利或福島的圖片那樣引起共鳴，後者的致命程度要低得多。

美國每年有數以萬計的抑鬱症患者自殺，而我們幾十年前就知道迷幻藥配合談話療法治療抑鬱症的益處，卻把它們列爲第一類毒品，這應該讓人們感到憤怒。

就在昨天晚上，羅恩就自動駕駛汽車提出了類似的觀點：

這張圖比較了監管較嚴和監管較松行業的商品價格，應該讓人們感到憤怒。它應該被貼滿全國各地的城鎮，盡管它已經經常在網上被分享，但應該被更多人分享。

硅谷面臨的挑战之一是反事實難以理解。我們很難理解，如果事情發生了變化，會發生什么：如果我們使用更多核能而不是煤炭，會有多少人不會死去；如果對迷幻藥的研究繼續下去，會有多少人還活着；如果這些行業不被蠶食，醫療和教育會多么便宜。

硅谷需要想辦法傳播這些信息。

然後就是希望。

與此同時，硅谷還需要更好地描述未來的可能，以展示對當今人們生活的真正影響。

當然，這首先要從構建能夠明顯改善人們生活的技術开始。更安全的自動駕駛汽車、更便宜的能源、更便宜的住房、更好的藥品。全面實現更便宜、更好。在落後階段，社交媒體和 SaaS 是寶貴的墊腳石，但在領先階段，硅谷需要對日常生活產生更明顯的積極影響。

當然，這裏有一個雞和蛋的問題。法規的束縛會讓硅谷難以真正做成自己想做的事，因此每當遇到路障時，硅谷就需要大聲疾呼。古利指出，在監管俘獲問題上需要增加透明度和溝通，這一點很好。

信息必須明確：如果你讓我們來做飯，並與我們一起做飯，我們會讓一切變得更便宜，並提高我們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在最近的一次播客中，有人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億萬富翁和普通人使用的都是同一部 iPhone，連接的都是同一個互聯網。除了土地，幾乎所有東西都可以這樣說。

人們需要有足夠的動力給他們的代表打電話，換掉他們的選票，到華盛頓抗議，或者組織遊說團體，年復一年地拿出數百萬美元的競選捐款，讓這種情況不再發生。

同樣，我也不知道該怎么做，但硅谷需要得到民衆的支持。

好消息是，雖然騙局和爆炸事件成爲頭條新聞，但我真心相信硅谷是站在真理一邊的。硅谷的激勵機制與普通民衆的激勵機制相比，與在位者的激勵機制更爲一致。當科技公司能夠爲更多人提供更好、更便宜的東西時，他們就贏了。

玩長期遊戲很重要。

像傑夫-貝索斯（Jeff Bezos）這樣的硅谷名人都在談論玩長期遊戲的重要性。在這場战爭中，這一點比任何一家公司都重要。

這場战爭肯定不會一蹴而就。它需要多年的战略組織、清晰的溝通，最重要的是兌現承諾。當硅谷成功擊敗某個行業的監管俘虜時，它需要證明自己確實取得了成果。每當它做到這一點，它就會爲下一場更艱苦的战鬥贏得支持。

科技資本主義與美國，在其最佳狀態下，是相輔相成的。硅谷的責任不是推翻制度，而是改善制度，讓支持增長的候選人當選，與監管機構合作，幫助他們履行職責，保護美國人民的利益，並證明政府和企業可以爲所有人的利益共同努力。

如果它成功俘虜了華盛頓，就需要做一件最難想象的事：利用這種俘獲爲創新和人民謀福利。它需要在某種程度上开源監管，並向下一個後起之秀敞开大門。

事實上，領先的科技公司已經在試圖利用監管俘虜爲自己謀利，這表明這一挑战將是多么困難，但卻至關重要。

如果硅谷的使命真的是讓世界變得更美好，那么它就必須認識到自己的領導責任，代表人民與在位者抗爭，並不惜一切代價贏得勝利。只有這樣，它才能贏得展示可能的權利。

這就是賽場上的遊戲：奪回華盛頓，讓它變得更好。

在未來的幾十年裏，硅谷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與華盛頓特區走得如此之近，以至於能夠從內部改善華盛頓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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