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河，總要經過幾道關鍵的峽谷，才會擁有奔騰壯美的風光；歷史的長河，也總在一些關鍵的時刻之後才迎來一派壯闊圖景。

在14億多中國人的記憶中，“三中全會”就是這些關鍵時刻的關鍵標記。

1978年，改革之風自農村而起，“包產到戶”一石擊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轉動了那把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鑰匙，开啓了改革开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新時期。

2013年，改革的航船行至中流，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馬達隆隆，巨輪巍巍，又一次劃時代的改革新徵程就此开啓。

習近平總書記洞燭機先、高瞻遠矚：“改革开放以來，歷屆三中全會研究什么議題、作出什么決定、採取什么舉措、釋放什么信號，是人們判斷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施政方針和工作重點的重要依據，對做好未來5年乃至10年工作意義重大。”

今天，關鍵的歷史時刻再度到來，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召开了！

一家國際知名媒體這樣報道這場盛會——這是一場中國在面臨國內“挑战”和國外復雜局勢的情況下進行的改革。“挑战”二字加了引號，強調之中，世界矚目的意味不言而喻。

人們期待着來自改革的重要信號，一個有着五千年農耕文明的大國，一個實現了經濟四十余年高速發展當前又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興經濟體，將以什么樣的姿態續寫改革史詩，又如何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邁向屬於自己的偉大復興？中國“三農”又將迎來怎樣的振興新契機？

二

2017年，北京。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莊嚴宣布，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後再延長三十年。會場內，代表們的掌聲經久不息。會場外，喜訊傳遍希望的田野。這意味着一直到2050年前後，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之時，億萬農民對農村土地的承包關系將長期穩定，無論是土地承包戶還是土地上的新型經營主體，都喫下了一顆“定心丸”。

農，國之根本。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創性、時代性、指導性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許多領域實現了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這其中，深化農村改革是重頭戲。

十多年來，一系列長期以來議論較多但始終沒有觸及的改革有了明確提法，一些過去雖有涉及但意見並不明確又事關重大的問題有了突破性意見，一批頂層設計改革方案搭建起深化農村改革的四梁八柱，一批縱深突破的改革試點貢獻着自下而上的群衆智慧。思想解放帶來了理論突破，理論突破推動着制度創新，制度創新撬動了實踐創新的槓杆，釋放出巨大的改革紅利。深化改革的徵程上，“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的農業農村現代化圖景離我們越來越近。

這樣的深化改革，其意義絕不僅限於“農業”，也不僅在於“鄉村”，它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基礎，是暢通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支柱，是具有絕對優勢力量的源頭活水，爲正在轉型中的中國注入強有力的發展動能。

這十多年是重大理論和政策獲得創新突破的關鍵階段。改革不是爲改而改，經歷了四十多年的發展後，原有的制度體系已經解決不了農村當下出現的新問題，現實倒逼解放思想，改革呼喚與時俱進。十多年來，我們初步建立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穩慎探索農村宅基地改革試點，推動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國有建設用地同等入市，扎實推進土地出讓收益更多用之於農。一系列管長遠、管全面的制度變革，不斷豐富着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科學內涵，調動起億萬農民的積極性，釋放出強大生產力，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再攀新高，城鄉居民收入比進一步降低。

這十多年是農民群衆更多享受改革發展成果的黃金時期。從農民工同工同酬、集體土地同權同價、農民更多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到健全農業支持保護體系，從農村存款主要用於農業農村到社會事業和基礎設施建設向農村傾斜，改革不僅力圖打破長期以來資源要素向城市地區傾斜的分配格局，更力圖“扭轉天平”，對農村農民進行補償式反哺。“醫共體”“教聯體”相繼出現，硬化路修到了家門口，一批農民反映強烈的問題得到解決，一批群衆可感可及的實事得以辦好，農民群衆獲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續、安全感更有保障。

這十多年是鄉村重新樹立文化自信的重要轉向。物質富裕、精神富足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要求，隨着建設什么樣的鄉村、怎樣建設鄉村成爲時代課題，鄉村日益成爲擴內需、穩投資、搞建設的廣闊天地。城鄉二元壁壘逐步破除，鄉村善治愈加完善，“千萬工程”花开四野，鄉韻中國正成爲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厚土和生動實踐。在這個過程中，村莊的價值被再度定義，農耕文明被重新賦能，鄉村文化作爲一種上層建築被重新構建，反過來涵養着鄉村產業和億兆斯民，中華文化復興在鄉村文化自信中再出發。

這十多年是鄉村人與自然走向和諧發展的深刻轉型期。資源環境要素市場化配置體系逐步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正在形成，綠色生態爲導向的農業補貼制度初步建立，我們一方面主動經歷着壯士斷腕的陣痛，另一方面統籌實現着耕地休耕輪作與糧食的連年豐收、農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農產品的穩定供給、長江禁漁與漁民的上岸轉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發展之路深入人心。農村不僅僅是良好生態的成本承擔者、環境守護者，更成爲青山綠水的生態受益者、利益分享者。

於無聲處聽驚雷，於無色處見繁花。黨的十八大以來的農村改革，涉深水、渡險灘，不若改革开放之初一點星火就能燎原、一道裂縫就能破冰的勢如破竹，但在高起點、超復雜的形勢下，國運在肩，民祉在心，更考驗着改革者的決心與膽識、權衡與把握，彰顯着引領者的大仁大義、大智大勇。

在這條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道路上，每一小步的探索背後都有着精密統籌和深刻考量，但改革的邏輯起點和價值旨歸始終如一——“抓改革、促發展，歸根到底就是爲了讓人民過上更好的日子。”

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場涉及中國90％以上國土面積、惠及5億多農村人口的改革，雖然復雜艱巨，但結果只有一個：爲中國式現代化奠定最爲堅實的“三農”根基。

三

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爲和。

我們的祖先很早就抓住了世界的本質，萬事萬物都有兩面性，在“衝氣”中相互激蕩、相互調適，才能達到“和”的狀態。

以這種視角來觀照新時代的全面深化改革，也許更能體察其中的真實況味。

回望近半個世紀的改革歷程——

改革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也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們的改革开放起步於資源配置極端失衡的起點，大量生產要素被壓抑和錯配，一旦在點上有質的突破，就可以極大地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帶來生產力普遍和持久的提升，“大包幹”“農民工進城”皆是如此。不過，經過多年的改革之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已經構建了穩定的四梁八柱，各方在尋求“牽一發而動全身”重大改革的同時，改革更需要從“小切口”做好“大文章”。老百姓關注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進什么；產業與社會詬病什么、焦慮什么，改革就要聚焦什么、解決什么。只有與時勢偕行“深化”改革，直面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才能找到呼應民生關切的突破口。

改革經歷了篳路藍縷階段的大刀闊斧，越往後越需要高位起跳的行穩致遠。改革之初，我們很多方面的制度還不健全，給了改革“摸着石頭過河”的試錯空間，很多重大改革可以“單兵突進”，也可以“先幹着再說”，把問題在發展中解決，讓矛盾在發展中消化。幾十年後，國家和社會的各個方面制度建設已經日趨完善，重大改革必須於法有據，任何改革都需要在試點層面充分實踐，在制度層面先立後破，在政策銜接上協調高效，把握“速度”和“精度”的難度更高了，只有“全面”地推進改革，才能讓黨和國家的決策承諾具有長期性、穩定性。

聚焦繼續深化改革的當下——

經濟發展需要“魚躍龍門”。2023年，我國人均GDP達到1．27萬美元，與世界平均水平基本相當。但是要躋身中等發達國家，這個數字得是“4萬至6萬美元”。有人說，怕什么，1978年我國的人均GDP才385元。但歷史並非只是线性發展，20世紀60年代以來，全球100多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只有十幾個成功進入高收入群體，大多數國家陷入徘徊不前或倒退。如果城鄉差距問題解決不好、“三農”短板沒有補齊，不僅共同富裕和全面現代化步履維艱，現代化強國任務和偉大復興夢想也難以實現。

成長環境面臨“國際鎖定”。世界變亂交織，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我國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日趨嚴峻復雜。尤其在科技和貿易領域，一些西方國家以“國家安全”等名義對我們進行圍追堵截，企圖將我國技術進步和產業轉型長期鎖定在中低端，安心做他們的“廉價供應商”，國內產業升級的壓力陡然加大，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直线增加，“三農”要爲“安全”“底线”所承擔的壓力越來越大。

環境容量遭遇“硬性約束”。伴隨着生產力的高速發展，我們對資源的开發利用也從充分走向飽和。但是，作爲一個發展中大國，我們的工業化、城鎮化還要繼續推進，農業作爲基礎產業、生命產業，要增產增收就要多種多養，要給土地喘息的機會就要輪作休耕，排兵布陣的難度越來越大。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已經成爲一道實實在在的考題，考驗着我們在經濟發展、產業規劃、科技變革中的每一次抉擇。

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農村改革，總體國家安全觀要求農村改革，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必須農村改革。當改革來到了新的歷史關頭，推進改革的復雜性、敏感性、艱巨程度絲毫不亞於改革开放之初，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喫的肉都喫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難”，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題中之義，也只有在“難”中將全面深化改革作爲一種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中國式現代化才能呈現出宏闊萬千的氣象。

四

2024年6月28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9億多農村集體組織成員的權益第一次有了一部專門的法律作爲保障。

這一法律的公布給了我們兩點提示，一是深化農村改革的步伐從未止步，二是在一個超大規模社會裏實現共同富裕，繞不過的短板是農村，撬動起跳的發力點，還是在農村。

“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而深化。”“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勞永逸。”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斷昭示着我們應當以怎樣的認識方式和精神狀態譜寫下一步的改革篇章。

當我們將對未來中國的觀照投入到農業農村的肌理，下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務接踵而來，一系列關乎國運和民祉的“三農”問題成爲必答題——

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夯實中國式現代化的“壓艙石”，難不難？

雖然我國糧食產量已經連續多年穩定在1．3萬億斤以上，但調動兩個積極性的努力仍然有不小壓力。種糧農民的收益如何保障？歷史上由於種糧農民積極性受損導致的糧食產量滑坡不是沒有發生過。糧食主產區的積極性如何激發？一頭是糧安天下，一頭是“糧財倒掛”，糧食產銷區的橫向補貼機制從提出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多年，扛穩糧食安全是“三農”的責任與使命，激發種糧農民和糧食主產區積極性的改革也已經到了動真格、見真章的關鍵時刻。

保障農民持續穩步增收，逐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難不難？

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5億多農民的收入增長，是實現共同富裕目標最大的考量。需要注意的是，從2013年到2023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經營淨收入在總收入中的比重持續下降，這一方面源於工資收入的不斷提升，另一方面也提醒着我們，如何引導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避免小農戶被排擠出現代農業產業鏈條，已經需要引起高度重視。在當前和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裏，擴大農民增收依然是農業農村工作的中心任務，也是農村工作的難點和重點。要在農業支持保護體系建設、加快公共服務建設上向農村傾斜，確保農民獲得足夠的國家支持保護；穩慎探索農民財產性收入的實現途徑，讓農村市場要素獲得與城鎮要素同等的配置效率和經濟回報；在經濟下行的環境下，既要保障農民工權益，更要持續擴大農民在農村就業創業的渠道和機會；最重要的還是要擴大農民的經營性收入，發展高質高效農業，強化“農頭工尾”“糧頭食尾”“畜頭肉尾”，讓農民真正分享到產業鏈上的增值收益。總之，千方百計爲農民增收拓新路、謀新機，既要“做大蛋糕”，更需“分好蛋糕”。

建設宜居宜業鄉村，讓鄉村成爲農民群衆的和美家園，難不難？

宜居宜業和美鄉村不是塗脂抹粉，需要內外兼修，系統推進。硬件上，鄉村飲水、改廁、污水處理、垃圾清運，樁樁件件都是農民群衆關切的民生“小事”，但億萬個體的“小事”就是改革要解決的“大事”“要事”。這些年，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一些地方確實還存在着改廁改了不能用、不好用，與寒旱地區不適應等問題，污水處理、垃圾清運也還存在着很大短板。“錢從哪裏來？”“力從何處出？”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進一步探索村莊建設的有效路徑，在跨部門協同中逐步解決。在這個過程中，既要防止投入不足、重視不夠，也要防止好高騖遠、寅喫卯糧，始終要堅持“數量服從質量、進度服從實效、求好不求快”的根本原則，扎實推進，把好事辦好、實事辦實，堅決反對勞民傷財、搞形式擺樣子。軟件上，鄉村要成爲農民的和美家園，還需要在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過程中做好“揚棄”，厚植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重塑耕讀傳家、勤儉持家、誠實守信等傳統美德，摒棄厚葬薄養、大操大辦、高額彩禮等不良風俗，讓鄉村成爲城鄉共同的精神家園，讓鄉村文明煥發時代新氣象。

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形成城鄉一體化新格局，難不難？

無論是讓留在農村的億萬農民過上現代化的生活，還是讓2億多農民工實現“人”的城市化，都是中國式現代化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隨着人口向城市聚集，鄉村的養老難、上學難有了新表現、新特點。前不久，“60歲以上農民工遇上‘清退令’”所引發的爭議，從一個側面體現了無論是將青春奉獻給土地上的作物還是城市裏的高樓，大量農村老人依舊面臨養老困境，解決諸如此類的一系列社會問題，讓美麗鄉村學有所教、老有所養、病有所醫，是農民的深切期盼，也是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迫切需要。

我們清醒地認識到，現在“三農”工作面臨的是兩難、三難甚至是多難的局面。所謂人喫不飽的時候，只有一個煩惱；喫飽了，就有多個煩惱。這“多難”，是發展過程中的“多難”。

農業農村發展中的矛盾難題不靠改革破解不了，農民的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不靠改革保障不了，做強農業這條“短腿”，補齊農村這塊“短板”，根本出路還在改革。

難是挑战，更是機遇。“農”是短板，是痛點，是基礎，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潛力、空間和發力點。

五

改革，意味着利益分配方式的再調整。

在深化農村改革的過程中，在那些艱難的利益博弈與權衡中，我們要時刻銘記，農民對革命、建設和改革开放是有恩的、有功的，即便是在“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越來越趨近現實的當下，我們也要以“還账”的謙卑、報恩的誠意、平等的態度，來看待那些樸實憨厚的農民，要把他們作爲我們的父老兄妹，換位思考，真心相待，“黨中央的政策好不好，要看鄉親們是笑還是哭。如果鄉親們笑，這就是好政策，要堅持；如果有人哭，說明政策還要完善和調整。”

要處理好“穩”與“進”的關系。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也是經過實踐檢驗的科學方法論。在深化農村改革中，要“穩”住的，是關乎國之大者的“三農”基本盤，千方百計守牢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不發生規模性返貧的兩條底线，穩住農民群衆已經獲得的改革成果。習近平總書記對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就專門強調過，“堅持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制不動搖，堅持家庭承包經營基礎性地位不動搖”。這兩個“不動搖”，是我們千辛萬苦才得來的，不僅要穩住，還要守牢。同時，“穩”不是止步不前，只有“進”，才能滿足農民群衆對改革的期待。要在農業農村的短板上“進”，在城鄉發展不平衡、鄉村發展不充分上“進”，在農民群衆急難愁盼的問題上“進”，咬定青山不放松，堅定不移地推進深化農村改革。

要處理好“大”與“小”的關系。人民是一個集合的概念，農民也是由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群衆組成的。在農業現代化迅速推進的當下，我們既要有北大荒那樣的大基地、大機械、大科技、大糧倉作爲“中國飯碗”的大國重器，也要從支持應用新技術、新機械和社會化服務的角度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適度規模經營的新型經營主體，但更要看到的是“大國小農”的基本國情，更要傾向的是“沉默”的大多數。要保護小農戶獲得農業支持補貼的權益，構建小農戶進入現代化農業生產經營體系的渠道，那些主張把給小農戶的補貼拿來補大戶，把小農戶排擠在現代化產業鏈條、排擠在區域農業發展战略之外的聲音，只見到了“物”，沒有看見“人”，不符合我們的國情，也違背了我們的宗旨。

要處理好“快”與“慢”的關系。改革要有勇开新局、只爭朝夕的精神，在農業農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中，很多事情慢不得、等不得，一旦錯過改革時機，再啓動的難度就會以乘數級別增加，但“三農”工作有其自身規律，農村是個慢變量，那些改變農民千百年來生活習慣的舉措，即便方向再正確，也要春風化雨，逐步推進。那些涉及到農民權益的改革，更要慎之又慎，要保持足夠的歷史耐心，充分考慮農民的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把選擇權交給農民。不管怎么改，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

要處理好“摸着石頭過河”和“頂層設計”的關系。始終尊重農民群衆的智慧，是中國改革中一條最鮮明的經驗。拜農民爲師不是一句空話，農民群衆的意見要反映到改革的頂層設計中，農民群衆的創造要體現在改革成果中。同時也要看到，當下的“三農”工作，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改革一環套一環，每一項改革都會對其他改革產生影響，每一項措施又都需要其他措施協同配合，“摸着石頭過河”得來的寶貴經驗必須經由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在政策設計和推進中，以“一攬子”或“一小攬子”打政策“組合拳”的方式進入“頂層設計”，才能真正發揮作用。

六

惟其艱難，才更顯勇毅；惟其篤行，才彌足珍貴。

歷史總是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難中曲折發展，人類也總是在破解了一個又一個的難題中昂然前行。

中國的改革开放之路，從來都充滿艱辛，面臨挑战。

推行“大包幹”時，有“資本主義的陽關道”和“社會主義的獨木橋”的反復之辯。

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連中國人民的“老對手”，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都在訪華時給出“忠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可能兼容，社會主義不可能搞市場經濟，要搞市場經濟就必須實行資本主義，實行私有化。

今天，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少深層次矛盾讓我們面臨着更加嚴峻的挑战，“唱衰經濟論”“經濟到頂論”“繁華漸逝論”的聲音並不乏見。

我們一次次用好“改革开放這個關鍵一招”，一次次打破自我懷疑與外界質疑，一次次在驚濤駭浪中穿過歷史的峽谷，一次次築牢理論自信和道路自信，夯實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勝利中走向更大的勝利，在成功中獲得更大的成功。而“三農”就是那把啓動中華民族巨輪無盡動力的鑰匙，是那塊無懼風浪的壓艙磐石。

2024年是特殊的一年。90年前，紅軍开始了長徵，那是一場紅軍把一只腳放在另一只腳前面實現的偉大遠徵。75年前，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冉冉升起，那是“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偉大宣誓。

長徵永不止步，中國人民將矢志不渝地走在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復興徵程上。改革也將始終貫穿在這一宏闊的歷史進程中，永遠進行時，永遠在路上。

它是屬於中國人的偉大傳奇。中國共產黨人的與時俱進，億萬中國人的萬衆一心，創造出一個個中國時刻、中國震撼，也必然將在繼往开來中創造出一個更加輝煌的中國新時代。

這是歷史的關鍵一招！

（執筆：郭少雅）

鄭重聲明：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文章僅為傳播信息之目的，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如有侵權行為，請第一時間聯絡我們修改或刪除，多謝。